1928年11月17日，吴仁宝出生在江南一个名叫吴家基的小村落里。幼年的吴仁宝天资聪颖，生性好学，在同村阿叔的资助下，9岁的吴仁宝欢天喜地地进了私塾。课堂上，私塾先生周宏究讲着“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故事，吴仁宝听得入神，忍不住举手相告：“先生，等我长大了，我就当个种田的神仙。”话音未落，就引得小伙伴们哄堂大笑。可谁曾想，多年以后，这个孩子的一时戏言，竟在多年以后成为了现实。

1949年的寒春，为巩固江阴要塞，国民政府在江阴境内拼命地抓丁拉夫，保长带着人到吴家抓人。当时，仁宝和弟弟兴宝都在离家30里开外的璜塘陈家村，给人当长工。

母亲朱玉娥心急如焚，当天夜里，这个小脚女人跌跌撞撞地走了几十里夜路，直到第二天天亮，才找到正在放牛的两个儿子。看着母亲渗着血迹的双脚，吴仁宝心如刀割。

几天之后，身心都遭受重创的朱玉娥一病不起，不久便撒手人寰。可怜家徒四壁的吴家当时连置办棺材的钱都没有，吴仁宝只能央求亲友从棺材店赊来一口薄棺，勉强将母亲安葬。

1954年4月，26岁的吴仁宝被任命为江阴县华士人民公社瓠岱乡政府财粮委员兼会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年纪轻轻就当上了乡干部，吴仁宝的前途似乎一下子光明了起来。共产党发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号召，改变了他的人生命运。

在浮夸风盛行的1957年，吴仁宝积极响应“干部下农村”的号召，挂印归田，成为了瓠岱乡二十三社党支部书记。这一年，吴仁宝也面临了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考验。

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豪迈口号下，全国掀起了“农业大跃进”高潮，农村高产卫星频频发射。这让一向“听党的话，跟党走”的吴仁宝，第一次对党的决策产生了困惑。

1962年，中共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公开承认了施政上的一些错误，强调要实事求是。这次会议精神也解开了吴仁宝心中的疑问。此后，坚持实事求是，成为了他治村的法宝。

一个“穷”字，浓缩了华西全部的历史。让村民吃饱饭，成为了吴仁宝最大的心愿。

1964年2月，《人民日报》发表《大寨之路》的报道，号召全国农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学大寨。改天换地的大寨精神，让吴仁宝看到了华西村的希望。

他踏遍了全村12个自然村，1300多块田地，40多条河浜，一边勘测，一边酝酿，一张“华西大队学大寨十五年远景规划图”跃然纸上。

少数社员的风言风语，并没有让吴仁宝感到气馁，也没有消磨社员们求富求变的决心。1965年的早春时节，当周围的村子还沉浸在过年的喜庆氛围中时，华西大队的田野上已经被热火朝天的干劲蒸腾出阵阵热浪。凭着一股子改天换地的斗志，吴仁宝带领着华西社员开始苦干实干，对世代农耕的土地发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治水改土。

吴仁宝制定的15年规划，最终只用了7年时间。到1972年，华西村已经提前实现全年亩产超1吨的奋斗目标，成为了名震全国的农业先进单位。

在吴仁宝将华西田野改造成格子良田的同时，他的新村建设也开展得如火如荼。没有砖瓦，就自己建窑厂；没有铁板螺丝，就让铁匠铺打制；没有技术人员，就让社员们边干边学。

1973年8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吴仁宝当选为党代表并出席了会议。在“十大”党章中，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要“着重从工人、贫下中农中选拔优秀分子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从北京载誉归来的吴仁宝，很快被派往中共江苏省委党校进行脱产学习。

第二年的1月份，刚从党校学成归来的吴仁宝，就接到了中共苏州地委下达的任命书，要求他担任江阴县委副书记。这一任命，让吴仁宝左右为难。华西村的发展才刚刚有些起色，他哪里舍得离开，吴仁宝诚恳地要求地委领导收回成命。几天之后，一份任命吴仁宝同志为江阴县委副书记兼华西村党支部书记的文件再次传达，吴仁宝再难推辞。

一年之后，一纸红头文件又将县委书记的重任压在了吴仁宝的肩头。

走马上任的县官吴仁宝仍然保持着他一贯的农民本色，他赤着脚走遍了江阴的田间地头，被人亲切地称呼为“赤脚书记”。

农民出身的吴仁宝深知农业的艰辛，他向机关干部提出“办公大楼少蹲人，背起铺盖下基层”。他的这一变革，确实为江阴县委培养了一批栋梁之才，但同时也给自己的仕途埋下了隐患。

1980年5月15日，江阴县县直机关召开党员大会，选举出席中共江阴县第五届代表大会代表，吴仁宝竟以三票之差落选了。一名堂堂的省委委员，而且已经在任上干了5年政绩卓著的县委书记，竟然连个县党代会代表都没选上，这多少算一次不大不小的事件。

就在落选风波之后的第二年年初，苏州地委书记罗运来找到吴仁宝，想任命他为苏州地委农工委副部长。吴仁宝婉言谢绝。

不肯当大官的吴仁宝从此又回到了华西村，踏踏实实地当起了他的村书记。在他看来，当什么官都不要紧，重要的是能不能当一个让人民幸福的好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