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叫仰书鼎，今年98岁，对的，我今年98岁，虚年龄99啦！

我住在北大街光孝坊巷，江阴的北门地区。我家祖上是安徽的、徽商，明代时从安徽歙县来到了江阴，最后定居到了北门浮桥，做些小本买卖。我太公叫啥名字我不记得了，只晓得老辈人都喊他“仰大麻子”——他长着一脸的麻子，我家的底子就是由他打下来的。我太公有3个儿子，我爷爷是长子，叫仰桂林，他靠开茶叶店和酒店起家，慢慢实力大了，就开了家“鸿昌”煤炭公司；后来又开了“仰源泰船行”，买了船，跑起了长江运输，靠水吃水嘛！发家后，爷爷想从居住的北大街大巷口搬出来，嫌那太热闹。我奶奶的弟弟是风水先生，阴宅阳宅都看，他对我爷爷说，光孝坊巷不错，左寺古坊，南北还有两只水塘，是块宝地；爷爷便买下了光孝坊巷的一块空地，造了6间高敞的青砖大屋，还有2间侧厢。房子落地窗、木板壁，房梁都是整根白果树雕花的，造得相当气派；前后还有两个院子，很大，后面院子里种满了四季菜疏，前面的院子里呢，爷爷种了棵腊梅。爷爷在世的辰光，不冷不热的傍晚，他喜欢在树下喝喝酒、听听书，高兴了，还会拿出琵琶，拨弄一阵。100多年过去了，如今，腊梅盘根错节，一到冬天，就会开出满树绒绒的黄花儿，我的院子和房里年年香气扑鼻，好像爷爷一直在陪伴着我，从没离开过。

我的童年就是这样无忧无虑的、很快活。谁知到了民国二十一年，发生了两件事，影响了我的生活。一件是日本人打到了上海，我爷爷的运输生意做不下去了。另一件事情就是，那年的农历四月，我母亲在生第七个孩子时，难产死掉了。母亲断气时，我小妹妹还小，以为妈妈睡着了，要爬到她身上去吃奶。遭受这两大灾祸，一个国仇、一个家难，国家的平静被打破，我家的生活也跌入了狼狈之中。我是家中长子，面对突然的变故，当然要挑起生活的担子；学自然是上不成了，父亲把我送到了上海，先在钮扣厂、又到药厂，挣钱贴补家用。我上海有个小姑夫，叫魏宗相，与孔祥熙的儿子是大同大学的同学，在统税局工作。民国二十六年上，小姑夫为我在统税局查验所下面的一号巡船上谋了份内勤的差使。巡船停泊在苏州河上，我的工作就是检查过往船只有无税单，有就放行、没有，则连补带罚。应该说，这是份很不错的工作，收入也要比厂里多，我因此做得非常起劲。不料几个月后，到了8月，日本人又在上海跟国军干了起来—苏州河一带是主战场——炮弹在空中飞来飞去，还带着呼呼的声音，一落地，到处都是隆隆的惊雷；惊雷过后，四下里马上成为一片血红的火海，红红的火光腾空而起，把半爿天空都映得通红通红的；红红的天空里，到处都是滚滚的浓烟，烈焰吐着长长的火舌，活像一条条吐着红色信子的毒蛇，毒蛇疯狂地扭动身躯，跳着辣豁豁的舞蹈，接着，耳边又响起乒乒乓乓的爆豆子一样的声音；也不知过了多久，声音渐渐稀了下去，可不一会，减杀声却又猛地响了起来。

我哪见过这阵势啊，吓坏了，赶紧跟着小姑夫逃到了租界，后来又辗转到了上海郊外——小姑夫的父亲是海军部军械处处长，在真如有幢洋楼。逃难中，我把随身带着的一双棉鞋弄丢了，那是舅婆做给我过冬穿的——母亲去世后，舅婆住到了我家，照顾我们兄妹6人的生活。新棉鞋丢了，我心疼了好些日子，心里更加恨起了日本人，是它让我没有了新鞋子穿的。

上海是呒不办法再呆下去的了，只好回到了江阴，谁料日本人像知道我行踪似的，一路追了过来——当然，他们的目标是民国政府的首都南京——于是一家人只得像其他的江阴人一样，拖儿带女、仓惶踏上逃难的路途。当时江阴沿江的所有船只，不光是海军的舰艇，就连商船、民用船，也统统被政府征用一空，用来凿沉江底，淤塞航道，阻止日本舰艇沿江西进，侵犯南京。爷爷的运输船当时已被征用，他多了个心眼，悄悄将一只稍微小些的船只藏进了江边芦苇丛中。爷爷有个生意上的合作伙伴，武进焦溪人，爷爷决定先带我们去焦溪一带避避风头。已是深秋季节，霜降也过了，天气已经很冷，稻子却还成片地竖在田里，没人理会。上船时，恰好下起了雨，我们几个孩子冷得牙齿打起了架。爷爷、奶奶、舅婆、父亲、二叔一家4口、我、姐、2个兄弟及一个妹妹，还有邻居蒋永昌一家3口、船工骆驼一家3口，一船19人坐的坐、蹲的蹲，一路可怜兮兮地向焦溪逃去。我父亲是个小学教师，讲课的空档里，养了一只大狗，随粥便饭，形影不离。当骆驼撑起竹篙，船只慢慢离开码头的辰光，这畜牲不知从哪冒了出来，猛追几步，一声嚎叫，跳上了船，我到今朝还记得那只狗跳起时那优美的弧线型的身姿。

不知过了几天，船摇到了泗河口孟岸堂村。这里靠近焦溪，周围全是圩田，地势低，抬头低头，都是白茫茫的水面，分不清哪是航道、哪是岸线，一船人到了这里才松了口气，感觉日本人不大可能会来这里作孽的。

日本人是没有碰到，但却遇到了“游击队”。我们上岸租房住了个把月光景，就有几个“游击队员”找上了门，看到我家大小箱子好几只，便认定我们是有钱人，开口就要钞票，可把我们急坏了。二叔打听到宋仁杰在焦溪，赶紧请来做“中人”——宋仁杰是江阴北门人，当过侦稽队长，在澄常武地区有些影响——宋仁杰把“游击队员”请到茶馆，吃茶“讲情理”，摆平了这事。

“游击队”没敲成“竹杠”，不死心，时不时地来骚扰，我们惹不起麻烦，就把值钱的东西搬到了船上，派我看守。好不容易上了岸，又要重新回到船上，我心里很不高兴，但又没有办法，只能蹲在船上、随风飘荡。作孽啊，有时肚皮饿了，又错过了饭点，只好上岸拔些黄豆，找个背风的高地掘个洞，竖起两块砖头，砖头上搁一只蚌壳当锅子，再就地拾些枯枝落叶，点上火，煨点黄豆，垫垫饥。

第二年开春，局势慢慢平静，逃难在外的江阴人开始陆陆续续回家，我们也回到了江阴北门。回家一看，家里倒塌败落，只剩下个空壳了，所有的东西都被日本人烧的烧、抢的抢，一样也没有了，奶奶、舅婆到家后，眼泪直淌。过去北门地区是相当闹猛的，现在再看，完全变成了一片废墟，店里的货物抢了个精光，板壁、铺门被卸一空，就连地上铺着的地板，也被撬了个兜底朝天。难民回来了，无家可归，个个眼泪簌落落——爷爷烧了几大锅粥，分给大家一起来吃——我听大人们说，日本人是从北门攻进江阴的。日本人进城后，从城门头到江滩头，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仅黄田港口的煤炭码头上，就有上百人被残酷杀害，抛尸江中。我那时17岁，不懂多少国家大事，只晓得日本人是强盗，侵略我们，害得我们遭罪落难。

（二）

日子就这样不咸不淡地过着，生活总要继续，就像我家屋后的那条长江一样，它总归是要向前流淌的。过了两年，父亲有个同事，叫沈松寿的，介绍我到县政府民政科去干了份文书工作；不久又调到了军法处做了书记员。军法处的隔壁就是公安局和看守所，公安局有个翻译叫梅炳书，一来二去的，我跟他们都混成了朋友。

是秋天的一个晚上吧，大姑夫缪燮章把我约到滨江茶楼，说有要紧事。大姑夫原先在南街开了家南货店，沦陷时毁于战火，之后他把南货店开到了祝塘街上。见面讲了番家常话后，大姑夫切入正题，要我为抗战做点事情。原来，大姑夫公开身份是南货店老板，但实际上他还有另一个身份，军统江苏站情报员，专门负责江阴方面的情报工作；他要我利用县政府工作的有利条件，收集情报，为抗战服务。接着，大姑夫又说起了日伪多么可恶，军统多么结棍。

我当然晓得日伪是可恶的，它害得我丢了新鞋子、又害得我逃难到乡下。可是，恨归恨，突然要我与它作对、搞情报，我一时还下不了决心；再说日伪那么凶残，我心里还是感到害怕的。大姑夫见我犹豫，也没勉强。

说到这，有必要讲讲“忠义救国军”了。上世纪六十年代有部样板戏电影，叫《沙家浜》，风靡一时。看过的人肯定对电影中的草包司令胡传魁、还有那个参谋长刁德一印象深刻，他们就是“忠义救国军”的军官。但实际上，历史上的“忠救军”可不像《沙家浜》里所描写的那样。“忠救军”当然反共，但它更加抗日，它就是成份复杂了些，什么样的人都有，包括封建帮会等等，这也难怪，“忠救军”本来就是戴笠组建的一支杂牌武装嘛！像咱们周庄的一贯道组织，“忠救军”不照样把它吸纳了进去？而且，还闹出了蛮大的动静呢。事情是这样的，有天早上，周庄的50多个伪警察正在吃早饭呢，结果稀里糊涂地就被当地的“一贯道”分子给咔擦了；后来日本人报复，又把这些“一贯道”分子收拾了。“一贯道”中有个叫“小拆酷”的，常来县政府寻他老乡白相，跟我也很要好。那次日本人要剿杀周庄“一贯道”，我无意中是从梅翻译那知道了消息的，当时想告诉“小拆酷”，让他活条命，但是不晓得怎样通知，结果“小拆酷”和他的那些同伙就这样完蛋了。熟悉的朋友活生生地在自己眼前消失了，应该说，这件事对我刺激很大。反来覆去想了几天后，我找到了大姑夫，表示愿意当军统情报员。大姑夫听罢，拍了拍我肩膀，把我介绍进了“忠救军”澄锡虞办事处，归郁锡如领导。郁锡如安排对我进行了上岗前的突击培训，无非是关于情报人员的心理素质和业务技能方面的内容。最后，郁锡如给我颁了委仼状，还发了张工作证，“镇反”时，都被我一把火烧掉了，形势紧张，怕啊！

我的情报生涯就这样开始了，那么我是如何干情报工作的呢？其实说到底，很简单，就是利用工作之便。刚才不是说了嘛，我在军法处当书记员。应该说，两年书记员当下来，我跟县府上下已经混得很熟，尤其那个梅翻译，更是熟得不能再熟了，这为我获取情报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加入军统后，每当得到有价值的消息，我一般先综合分析，再作出判断，然后就用米汤把情报写在纸上，再把纸揉作一团，塞进自行车把手里（我把笼头作了加工处理），然后骑车赶往北大街闸桥，那儿有我们的地下交通站。顺便交待下，日本人占据江阴时期，江阴有5个城门进出，每个城门口都有日本人站岗，检查过往车辆及行人，我送情报走的是北门。出了北门，骑车到了交通站后，我把情报交给交通员，交通员立即赶往闸桥码头，坐上江阴到常熟的轮船。几小时后，船到东乡陆桥，交通员离船上岸，步行半小时左右到达祝塘交通站，把情报交给交通员。就这样，经过几道手续后，我的情报最终到了郁锡如的手里，他用碘酒在纸上涂抹后，情报内容就显露了出来。

事情就这么简单。现在的人可能会觉得情报工作多么神秘、了不起，甚至波澜壮阔，那估计他是影视作品看多了，中了谍战片的毒了——情报工作没那么神奇和神圣的，起码我的感觉是这样，可能那些重要岗位、那些大特务的感觉跟我不一样，当然啰，危险还是蛮危险的。

有没有啥记忆深刻的事情？有啊！上世纪四十年代，敌后抗战活跃，日伪加大了扫荡的力度。一次我跟梅翻译一起喝酒，他平常喝酒很爽气的，那次却一反常态，喝得有点保守，我知道他心里有事，又不能上来就问，就不停地劝酒，看喝得差不多了，就套他闲话。果然，梅翻译说近几天要对武进焦店的“忠救军”来一次扫荡，是武进、昆山、江阴三地日军的联合行动，要他随时待命，所以他喝酒也不定心。第二天一早，我把这一情报送到了交通站，交通站立即启用另一条紧急通道，把情报送了出去。焦店的“忠救军”有了准备，设下埋伏，一举歼灭了40多个日本兵，还活捉了他们的少佐田中新一呢！

对了，还有件重要的事情，更值得在这儿说说的。大概在民国三十二年吧，江阴发生了桩特大新闻，汪伪县长韦长征（音）被军统刺杀了。这事说起来跟我还有关系呢！因为情报就是我送出去的，可以说，没有我的情报，刺杀是不可能成功的！韦长征是长泾人，当时是江阴的伪县长，卖身投靠日本人，苛捐杂税、鱼肉乡民，老百姓对他恨之入骨；但这个韦长征又很能干，开始军统想把他策发过来，为我所用，谁知这韦长征是块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不听军统劝阻，继续为非作歹、祸害一方，没办法，军统准备暗下杀手、为民除害。除奸任务交给了澄锡虞办事处，郁锡如让我摸清韦长征的行动规律。

接到任务后，我开始有目的地接近韦长征，我说的是接近他周围的人。说来也巧，韦长征的秘书是同兴里人，姓何，跟我是北门老乡，喜欢喝酒、听评弹。我就投其所好，下了班经常请他到我爷爷开的酒店去喝酒，陪他一起听书，慢慢的，我们的话就多了起来。一次听完书走出书场——好像听的是《十美图》吧——何秘书意犹未尽，关照我接下来别忘了把书听全，回来好讲给他听，我听他话音，感觉他要出差，又不便直接打听，就故意说一起来听就是了，干嘛还要我听了再讲给你听啊。何秘书就说他过几天要跟韦县长去趟长泾。原来这韦长征是个孝子，有空时常回家看望母亲，正好前阵缉私队长章忠德来，说泾河边开了爿船餐厅，请韦县长去尝尝；这样韦长征就决定过几天回趟长泾，先看老娘、再吃船菜，顺便检查检查河道税征收情况。听到这一情况后，我不敢马虎，第二天就把情报送了出去。郁锡如掌握韦长征行踪后，马上与“忠救军”章晓光部取得联系。他们到泾河边侦察地形，又控制住船餐厅，并派两名士兵伪装成跑堂的服务员。到了那天晚上，韦长征与章忠德酒正喝得起劲呢，就听“呯呯”两声枪响，两人倒在了地上；埋伏在餐厅周围的“忠救军”听到枪声，马上冲了进去，几个卫兵还没完全反应过来呢，就成了“忠救军”的俘虏，等到日伪军听到枪声赶来，哪里还有啥“忠救军”的影子。

成功刺杀了韦长征后，郁锡如和我都得到了嘉奖，我被任命为中尉情报组长。不久，重庆成立了中美合作所，我又去那儿的情报训练班学习了一段时间。两年后，我当上了上尉情报参谋。

民国三十四年，抗战结束了，中国人民拚死拼活，取得了战争的胜利。8年抗战，流血牺牲，终于把日本人赶回了老家，总算可以歇口气、吃口定心饭，太太平平过日子了，我这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可是，让我做梦也不曾想到的是，抗战胜利后，我非但没有过上好日子，反而开始了人生的磨难。

（三）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收了江阴，不知道是不是打了招呼的缘故，我被推荐去黄田港检查所当所长。检查所嘛，顾名思义，就是对进出黄田港的船只、还有人货进行检查，这是个肥缺，很多人眼睛睁得滴溜圆，盯着呢！果然，最后所长的位置落到了王宽的手里，为啥？不为啥，因为他是方骥龄的寄儿子啊；方骥龄是谁？他是新任的国民党江阴县县长啊！

所长没当成，我心里憋屈透顶，像爬进了无数只小虫子，又像是吃进了一只秤砣：我冒着生命危险送情报时，你王宽在干什么？我非常愤懑，也看透了官场的黑暗。过了些日子，父亲对我说，爷爷年纪大了，想让你帮他一起料理料理生意。你就别吃公家饭了！我考虑了几天，也好，世道如此，再说我对做生意也蛮有兴趣。就这样，我在北门浮桥堍开了家“茂昌”渔行，招了3～4个伙计，前店后河，做起了长江鱼的生意，每天的交易量都在几石以上，生意做到上海、苏州、泰州等地呢！接着，我又开了家“信诚”报关行，帮进入黄田港的货船办理相关手续，赚取手续费；我与海关上的青年军关系很熟，所以，我报关行的生意也不错。

转眼就到了民国三十八年，解放军的炮声还没响那，浮桥的大火倒烧了起来。怎么回事呢？当时，在我的东边不远处，还开着另一家渔行，叫“沙万成”大渔行，不知道什么原因，这家渔行的一间房子里竟然堆了几枚炮弹。有个国民党士兵向渔行老板借钱，老板没肯答应，一下把这个兵痞子惹火了，就在夜里偷偷放了把火，火势蔓延，炮弹炸了起来，整个浮桥地区变成一片火海。浮桥是北门地区繁华的商业区，街道两边的老房子密密麻麻，都是砖木结构，哪经得起火烧啊？大火烧了2天，浮桥沿河的店家都被烧得精光，我的“茂昌”渔行当然也逃不过去。大火过后不多久，解放军渡江了。后来呢，我的报关行也不开了。再后来，大概1951年吧，经人介绍，我先到民政科、又到工商局、再到盐业公司，最后到了税务局，做起了文书、总务工作，吃起了公家饭。

新政权刚刚建立的辰光，社会上到处都是乱哄哄的，因此，新政府首要考虑的头等大事，当然就是千方百计消灭异己、筑固政权了，这很自然、可以理解、甚至也非常正常！可有一点，就是苦了我们这些不尴不尬的人了，像我吧，当初进政府当差，说穿了，不过是为了过日子、混口饭吃；但话又说回来，虽然你不属旧政权的铁杆分子、死硬派，可毕竟也与它有着牵丝攀藤的关系啊！什么？送情报、参加了抗战？是啊，谁说不是呢？但是，你要知道，我参加的可是“忠救军”的抗战，不是新四军的抗战，不能说啊，说了有可能脑袋就掉啦！

我是打死也不敢说的。可是，李纪良却把我供了出来。这李纪良是我过去军法处工作时的同事，长寿人，跟我关系不错。他怕乡亲们说他在伪政府做事，是汉奸，平时宁愿住在我家，也不太愿意回去。住得时间长了，他好像觉察出了什么，我呢，见他思想与我比较接近，曾想发展他加入我们的队伍，可他胆小，始终没敢跨出这一步。后来他到上海去当了一名教师。“镇反”期间，广泛发动群众，各单位都有指标，全社会大抓反革命。李纪良就向组织密报，说仰书鼎曾经加入过“忠救军”，是军统特务。消息从上海传到江阴，公安如临大敌，找上门来，1954～1956年，我被强行管制，吃了2年家庭官司。1963年12月13日，我被正式逮捕；1964年2月，投入苏州西山监狱。西山是苏州太湖中最大的岛屿，四面环水，面积比江阴城还要大出许多。我服役的那个监狱面对太湖，对外挂了块牌子，叫做太湖采石公司，我在那吃了13年官司，到了1977年，我才结束刑期，回到北门老家。

监牢里的生活嘛，其实也没啥好说的，除了干活还是干活：放炮、采石、粉石、运输，从早到晚，没完没了。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叫做劳动最光荣，其实那是骗人的，真要光荣的话，也就不会用它来惩罚人了。

（四）

我在西山监牢里的时候，隔壁牢房里关着的，是我的小阿叔仰汉初，说起他，江阴地面上也是赫赫有名的。我小阿叔精通医理，尤其对于妇科和伤寒类疾病，更有研究，人称“仰一帖”，意思是只要他一帖药下去，立即药到病除。“一打三反”运动期间，浮桥有个叫田荣培的医生向上告密，说我小阿叔收听美国之音——当时是敌台——小阿叔因为这个罪名被捕，最后判了8年徒刑，也被关到西山监狱开起了石矿，做苦力。我和小阿叔有次放风时无意中碰到，我当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几年没见，小阿叔瘦掉了许多，身上再也没有了过去的精神，要知道，他可是曾经的西郊地区的代理镇长，很有点大先生的派头的，唉！

我在西山吃官司的辰光，刚过不惑，到我出狱时，已经年过半百，将近花甲之年了。孔老夫子说过，五十而知天命，这话真的有道理的。我今年98岁、虚龄99了，我现在是越来越相信命了，真的，就算你再能、再有本事，也“缠”不过命的，好像孙悟空，再怎么腾云驾雾，你还是逃不出如来佛的掌心的。拿我仰家来说吧，挨斗的挨斗、自杀的自杀，我爷爷的三个儿子，还有他们各自的后代，没有几个的曰子过得是太平的、如意的，现在回想起来，就是当初爷爷造屋时的墙门没有开好，这是我奶奶的弟弟亲口说的，他是风水先生。据说我家的房子造好后，我这位风水爷爷跑来一看，发觉南面人家的墙角正好冲着我家的院门，赶紧就将门稍微朝东偏了偏，又在门上按了个铜圈，平时家人进出改走西面的小门。后来又发现，那户人家的烟囱也对着我家的大门，就跟人家商量，加了个遮档；不料过不多久人家又反悔了，只好再将遮档撤掉，结果仰家子孙的苦头就来了。

我和我小阿叔，当然苦头吃得最足，剩下来还有我的兄弟，干脆吃苦头把命都吃没了。我兄弟叫仰书田，民国三十四年时，和邻居蒋伯荣一起，考进了青岛海军军官学校，学的是轮机专业，毕业后到了舰艇上工作。不久解放军胜利渡江，国民党看到大势已去，打算撤往台湾。我有个堂弟叫仰书明，就是我二阿叔的儿子，他在上海暨南大学上学，是中共地下党员，劝我兄弟别去台湾。我兄弟听从他的劝导，留在了上海——蒋伯荣去了台湾——“镇反”期间，有人揭发我兄弟当过国民党海军，是历史反革命，严刑拷打；我兄弟受不了这样的污辱摧残，就在1951年元宵节的夜里，跳进了黄浦江。我那时在盐业公司工作，曾给我兄弟写过一封信，询问他的情况，也不知他收到了没有？我兄弟投江后，我小妹去给他收了尸，那年他28岁，刚谈了个对象，还没结婚。

堂弟知道我兄弟投江的消息后，心里非常过意不去，感觉是他害死了我兄弟。堂弟后来在复旦大学当教授，专门研究日本教育和文学；再后来，被划成右派，文革中关进了牛棚，吃了不少苦头。

仰家子孙就这样，读书的读书、做生意的做生意，总之都在外面，最远的跑到了挪威、美国和日本，定居在了那里。我爷爷的3房子孙，现在就剩下我这个孤老头子，没有老婆、当然也不可能有子女，独自一人，孤零零地守着这6间老房子，直到老死。

我也曾经有过一个对象的，是我的隔房表妹，我爷爷妹妹的外孙女，双方大人作主，亲上加亲。她的父亲是牧师，上海滩上有些名气，我们还在教堂里办过订婚仪式！后来解放军围攻上海，她们一家去了香港，这事自然也就耽搁了。这之后，又是“镇反”、又是土改，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哪还有心思谈婚论嫁啊？后来我吃了官司，终生大事也就彻底没了希望，想想也正常，谁愿意嫁给一个反革命分子呢？

当然，我的晚年也不全是孤苦伶仃的。1995年，我的老邻居、也是老同学蒋伯荣，就是那年和我们家一起逃难的、后来又和我兄弟一起当了海军的那个蒋伯荣，回到了江阴老家。他随国民党到了台湾后，也是孤身一人，没有结婚——他认了个寄女儿。回来后，政府给了他1间房（当初有3间），他干脆住到了我家，和我作作伴。那个时候，江阴正在造大桥，我们经常去看。蒋伯荣很高兴，说他们当年在舰艇上时经常要进长江的。3年后，蒋伯荣去世，我给他在花山买了一小块墓地。这20年来，年年清明我都要去花山给他扫墓的；最近几年没力气了，跑不动了，就不去了。

老辈头里江阴的交通运输、还有人员往来啊，靠的都是长江。南来北往的货物、还有人员，都从北门进出，北门这一带是江阴最繁华、最热闹的地方，我祖宗有眼光，刚到江阴时就住到了这里。现在北门是不闹猛了，但还有那么多的老屋在，老街老巷在：北大街、君山巷、光孝坊巷啦，同兴里、缪家场、章家场，校场啦，还有君山庙、武庙，等等，看到它们，我心里就踏实、就高兴。大前年夏天的辰光，有个公益组织，我忘了叫啥名字了，在全国范围内寻访抗战老兵，不知怎么就找到了我。他们告诉我说，像我这样参加过抗战的老兵，他们在全国找到了5000多个，咱们江苏有200多，江阴就剩我1个了（我们参加抗战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他们还说，这5000多人中，像我这样没有生活来源的——现在政府发我800元低保了——有1000多个。他们每月发给这些困难老兵800元生活费，我也有的。每月到了规定的日期，他们就把钱打到我银行卡上，我去附近的银行一取就行了。

好了，啰啰嗦嗦，一讲就是这么多，年纪大啦，没办法！再讲几句结束吧，省得你们厌烦。是这样的，前阵子有天晩上我睡在床上，忽然听到有呼呼的声音，一会，像有什么东西摔到了地上，我想，作兴是爷爷来看我了。第二天起床一看，你猜是啥？原来是两扇木头长窗被风刮倒了，扒在院子里、玻璃碎了一地。邻居告诉我，是台风刮的、昨天夜里的台风很大很大。原来是台风啊，我耳朵聋，还以为是爷爷回来了呢！

爷爷当然是不会回来了，除非是在梦里，但是，爷爷的腊梅年年会开。过了中秋，就是寒露、霜降，立过了冬，小雪、大雪说到就到，接着就是腊月。每到这个时候，爷爷的腊梅就开了，一簇簇的黄色的小花星星点点，开得满树都是，我好像又看到了爷爷在树下喝酒、听书、弹琵琶。腊梅真香啊，我的院子和房里都是腊梅香味，就好像是爷爷在我身边，从来也没离开过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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